寒潮来袭 来看看不同年代的上海雪景（图）

　　让我们随历史的脚步一起来瞧一瞧吧，来看看上海滩文人们对于雪的描述，感受下他们当年的生活和风度吧。

　　曾经的上海雪景

　　并不是每年冬季上海都会飘起大雪。所以下雪的日子里，这座城市的人们会很珍惜的记录下美好的瞬间。同样是在外滩，因为不同年代里飘下的雪，给人的感觉也变得不一样了。

　　20世纪初的外滩雪景

　　20世纪60年代的外滩雪景

　　21世纪的外滩雪景

　　文人笔下的上海雪景

　　1912年鲁迅日记：“又购一小白泥炉，炽炭少许，置室中，时时看之，颇忘旅人之苦。”

　　1919年陆澹安日记：“正月初一天气阴晴，朔风凛冽，隔岁积雪未消，屋上皑然一望皆白，是夜雨雪，初二阴晴而寒，地上积雪高数寸。”

　　1938年吴湖帆文稿：“三月七日晨起大雪纷飞，屋上尽白，积五寸许。春雪如此强积，久不见矣。八日晨雪，大雪更甚，积至五六寸，近年来春雪之大从未有如此者。午后薛保来，索画虞美人一小张。家中小孩在露台堆雪人，狂喜。九日天晴日出，融雪泥泞。据昨报谓此次春雪为四十五年来所未有。”

　　老上海人怎么取暖?

　　最初的上海还没有现代化的空调等设备。在飘雪的季节里，当时人们都怎么躲过窗外的严寒呢?2013年程乃珊写的一篇文稿《冬日围炉之乐》告诉了我们答案。

　　近来都在热议上海冬天是否要供暖。说起来，从前上海的冬天取暖一直为奢侈之举，不是一般市民敢于问津的，如今空调普及，上海的冬天比过往要暖和多了。

　　老式的取暖方式有多种。最高级的是使用煤炭或木柴的壁炉，这一般都是上世纪初的上海老洋房才具备，另外有水汀需在大炉间烧，普通住宅也不具备这种条件。

　　相对比较普遍的取暖装置就是火炉，也唯中上人家才承受得起，这种炉子是生铁铸造。每当上海街面刮起第一阵萧瑟秋风时，弄堂里就会听到金属片互相碰撞、富有节奏感的“哐当哐当”声，挑着担子的小贩，踏着跳跃活泼的节奏，踩着一地梧桐落叶走街串巷。这就是老上海人称之为白铁匠，他的生活(工作)担，也称铜匠担，提点着市民：西北风起了，大闸蟹的脚硬了，屋里厢过冬的火炉要装了……

　　白铁匠的一副生活担子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头是一只炉子和烧火碳，另一头是白铁筒以及工具，这些白铁匠很不简单。他们一般手头都有相熟的老客户。每逢秋风乍起，他们就会老马识途上门来装火炉。所谓装火炉，就是把白铁管，节节相套呈L状，与火炉衔接将废气引往窗外。听似简单，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生活”(沪语“活计”)。万一密封不好，一氧化碳外泄会引起中毒。

　　我还记得常来我们家的那位白铁匠长脚老高，就住在长乐路沿街。白铁匠的工作是候鸟式的，秋天装炉子，开春拆炉子，余下的时间就象一个流动的小五金修配铺，从配钥匙、修补汤婆子、定制各类五金家用模具(如蛋糕模子、油墩子模子)。钢精锅子铜吊的底肚调换等等，是上海民生不可缺的一道服务，乃至“铜匠担”在上海闲话中也成为一个形容词——形容某人动作太大，发出声响过大，就会说：“你哪能象只铜匠担，闹猛来……”

　　小时候每逢看到家里炉子装好了，我和哥哥不知为什么总是很有一种兴奋和向往之感。这点和我相差二十四岁的侄子都有同感。我想是因为冬日的炉子意味着温暖与团圆。

　　这种火炉是烧大煤饼。为了节约煤饼，一般都在冬日的黄昏时分、上班上学的都回来了，才开始生炉子。在我们小时候，煤饼都是计划供应。因为容易破碎，所以搬动起来必须小心翼翼，近乎虔诚。先将煤饼放在铁胆内，再把铁胆在煤气灶上引燃。看着天蓝色的火苗从蜂窝煤里窜出来，就像一群蓝色的小精灵在欢乐地飞舞。在我们的一片欢呼声中，爸爸提着火旺的煤饼放入炉膛里，屋里感觉顿时温暖起来。窗玻璃上就会很快布满水汽，有时连水汽也会结成冰花。我和哥哥就会在窗玻璃上写字画画。我们小时候如此，我的女儿和侄子也有同样的记忆。

　　晚饭过后正是炉火最旺的时候。妈妈总会在火炉上搁一吊子水，以备家人冲汤婆子和洗脸洗脚之用。因为生了炉子就总要设法煮点什么吃吃。那时物资供应贫乏，但爸妈总有办法。通常搁上红枣赤豆粥之类。最不起眼的宁波白年糕，父母亲会把它们切成一片片，放在炉子上蒸，蒸得软塌塌糯笃笃，再沾上伴着绵白糖的黄豆粉，又可口又有营养，感觉比现在的披萨饼更可口。爸爸还会把单位里买回来那种刀切淡馒头切成薄片放在法兰盘里在炉火上烤成金黄色，然后抹上摩洛哥油浸沙丁鱼。

　　当时上海每家分大小户一月定量供应罐头票，而摩洛哥油浸沙丁鱼是少量不用票额的罐头食品，现今这种海盗牌沙丁鱼仍在各大超市有售，又腥又油，我仍热衷，用以涂抹面包，或许就是为了追忆那舌尖上的记忆……六十年代粮食供应中要搭一定比例的山芋，桂花山芋汤常会在炉子上出现。爸还自己设计一种中空的烘箱让白铁匠长脚老马敲打出来，搁在火炉上专以烘山芋，甜焦的香味弥漫着整个房间，实在没有啥可吃，就会将晚饭的剩菜和上面疙瘩，一样又鲜又香。此时爸爸总会放上几张唱片，在音乐声中，炉火渐渐熄了，我们仍围炉而聚不舍得散，直到炉子快冷却了，才捧着又暖又饱的肚子上床!

　　文革开始了，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白铁匠长脚老高的生意也割掉了。再说那时哪家还有心思生炉子拆炉子。一度除了医院和幼儿园之外，小孩子都不认识火炉了。

　　直到七十年代中后期，严冬终于过去了。上海出于对老人照顾，恢复供应取暖煤饼，父母亲这才又找出废弃多年的火炉，在长乐路找回了老高。在不生火炉的日子里，我们家里根本与白铁匠无关的大小事宜，比如文革中每家派发做防空洞砖头的差事，都找老高帮忙。从前的人情就是这样绵长和深笃。我们家的炉火又旺起来了。且又多了一层用途，在炉子四周搭一个铁丝栅栏，用来焐暖女儿和侄子的小衣服，让他们可以暖暖地穿上身。就这样一只炉子给温暖了两代人的童年。

　　上海供应大大好转了，媒饼敞开供应，炉子可以从早生到夜，火炉上的美食也丰富起来。晚餐桌上的一品锅，热辣辣地直接从炉子上端到餐桌上还在笃笃冒泡。最令我怀念的是妈妈煮的火腿粥，直到八十年代，静安寺的腌腊店还有出售切成薄片的熟火腿。刀工熟练的老师傅，将火腿切成薄薄的一片片，如鱼鳞般整齐地排在油纸上，这是煲火腿粥的佳料。这是我女儿侄子的最温馨的舌尖上的回忆。同时，烘山芋的甜焦香味又重新在家里弥散，现可是升级了——将流着糖汁的烘山芋连皮压碎，拌上白脱油，这种土洋结合的吃法可是老上海十分流行的，据说源自美国北部印第安人之法……

　　说起来炉子有很多缺点，首先对城市的空气污染，而且又占空间，开春了还要放置炉子和管子的空间，另外煤饼也需要空间堆放，哪有如今空调那样方便科学。但每逢冬天，我们全家还是时时怀念生炉子的时代，还有那位憨厚手巧的长脚老高!